陈映真《将军族》赏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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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陈映真 上传者：admin 日期：10-11-12 |
《将军族》这篇小说叙述了发生在社会底层的一个爱情故事，两个主要人物，他们都没有自己真实的姓名，他们叫做“三角脸”和“伊”，像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连名字都没有而只有绰号,也许在那个时候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他们，名字是不值得一提的，而在他们之间的爱情却是深刻纯洁感人的。
“三角脸”是大陆去台湾的退伍老兵,年已四十,来到台湾退伍后,孑然一身,只能到“康乐队”里吹吹小喇叭。“小瘦丫头”是台湾花连一个贫苦人家的女儿,被生活所迫,家里把她卖到青楼当妓女,她坚决“卖笑不卖身”,并逃跑出来,到康乐队里跳跳舞或“用一个红漆的破乒乓球盖住伊惟一美丽的地方——鼻子。瘦板板地站在台上……”演女小丑。
在这篇文章里，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探讨，比如，在三角恋的回忆之中，这丫头是又丑又瘦的，他甚至没有时间编故事讲给她听，可是为什么渐渐男人对她产生感情，并情愿给出自己所有的钱，一声不响的离开，这是因为在他们的相处之中，男人感觉到，他们是同沦落在天涯，这两个人,一个无家可归,一个有家难回, 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命运使两个人进出了爱的火花:小瘦丫头的遭遇使三角脸这个曾经一向狂嫖滥赌的独身汉 “油然地生了一种老迈的心情”,他真正地关心起这个身形瘦小、无依无靠的小瘦丫头，而有家难回的小瘦丫头对这位外省人也产生好感。于是, 三角脸做出了重大决定:在一个夜里把他的全部的钱留在小瘦丫头的枕边,悄悄地离开了康乐队。这两个人对家园幸福自由的渴望是相似的，他们是纯洁的，并且向要健康的美满的家庭生活。所以在相同的境遇之下，他们走到一起。而再见面的时候“小瘦丫头”并没有因为他的倾囊相助而脱离苦海,反而被嫖客弄瞎了一只眼睛。但想见“三角脸”一面的信念使她勇敢地活了下来。五年后的邂逅原本是欢喜的团聚诉衷肠，可是在大环境的逼迫之下，一个因为怕自己身子的不干净愧对对方,另一个说“我这副皮囊比你还要恶臭不堪的”,于是两人为了纯洁地结合在一起,决意共同放弃了生命,一同自尽于甘蔗林里。
《将军族》故事的情节随着人物的意识流动,现实与回忆交叉切入,小说具有明显的跳跃性。外省人“三角脸”在台湾的“沧桑传奇”,本省人“小瘦丫头”的不幸经历,不是随着人物意识的流动而展示给读者,就是通过人物的对话予以展示。这样既避免了叙述人不必要的交代,又在今昔联系中增强了人物感情的浓度和历史的沧桑感。
在情景的安排上,作者并没有像传统的小说那样追求故事情节的完整,而是淡化故事的情节。如写“三角脸”和“小瘦丫头”经过五年的分别到最后重逢,但作者在文中仅仅用了“几支曲子吹过去了”八个字,就把两个主人公的离而复聚写出来了,可见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。这正是现代派意识流小说所需要的叙事技巧。正是这一技巧的运用,作品的艺术魅力也就大大增加了。因为作者在这时并没有交代“小瘦丫头”在这五年间的任何遭遇,也没有写“三角脸”在这五年间的任何经历,而是通过人物意识的流动和主人公对话的展示,把主人公在这五年间的遭遇暗示出来,这样,人物命运的悲剧性也更强了。
《将军族》象征手法的运用也是魅力所在。如乐器和乐曲在小说中的象征，小说一开始就写了出殡的日子里萨克斯吹奏的《荒城之月》,就暗示了小说是一个具有悲剧色彩的故事。无论是女主人公吹奏的《马撒永眠地下》,还是男主人公用管乐器吹奏的《游子吟》,都象征着故事主人公的各自悲剧命运和整个故事的结局。小说的最后,当两个主人公沿着坡堤向甘蔗林深处走去时,男主人公吹起了《王者进行曲》,“吹得兴起,便在堤上踏着正步,左右摇晃,伊大声地笑着,取回制帽戴上,挥舞着银色的指挥棒,走在他的前面,也走着正步。年轻的农夫和村童们在田野里向他们招手,向他们欢呼着。”这是典型的用象征手法以乐写哀,倍增其哀。
小说以《将军族》为题,也是有着象征意义的,作者让主人公在《王者进行曲》中自杀身亡,并通过农民的口说出两个人死后像“将军”似的,王者和将军正寄寓着作者对人(特别是下层人)的尊严的期望与呼唤。
《将军族》以质朴而简洁的语言来营造氛围和刻画人物,作为乡土派代表的陈映真,他曾提出“写实主义的另一问题是‘用尽量多数人所可明白易懂的语言,写最大多数人所可理解的一般经验’。所以在小说《将军族》中,故事的讲述除了通过人物意识的流动予以展示外,人物的简洁对话也使得小说通俗易懂,体现了作者娴熟的艺术手笔。
现在，我的眼前还晃动着“闪闪发光的指挥棒和小喇叭”；那对穿着乐队制服并排躺在蔗田里的男女，穿越了历史的辽阔天空、莽莽大地，来到21世纪的今天，向我们讲述一个凄美的，看似扯不上爱情的爱情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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